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
　　这两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乌克兰。但有些假新闻你要是相信了，真就有点危险。

　　我自己都差点中招了。

　　之前一直有人说，不管多危险的路段，只要贴咱们国旗，就会安全通过。我还想要不发条朋友圈，让在乌克兰的读者们注意安全。这消息是真的，但局势一变就不能用了。

　　直到中华网军事频道出来提醒：最好分一下地区，比如乌克兰西部还不稳定，过早贴旗，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。都是希望同胞安全，请大家多关注大使馆那边的消息。

　　乌克兰大使馆的通告

　　不单说这个，48小时了，我所见几篇传播量几十万的媒体消息里，也掺杂着一些假信息。甚至有些是故意而为之，就为了博取巨大的流量。

　　为什么普通人此时特容易成为舆论场上被割的韭菜？

　　我想，或许是因为这两点：

　　第一，  我们生在中国，距离战争太远了，更不会了解一旦发生战争，信息是如何传递的。

　　第二，  现代战争的特点就是“引导舆论”，许多人为的假信息，往往背后藏着战争操盘手的目的。而我们掌握信息分辨的方法却是不足的。

　　我为此请教了战地女记者梁玉珍，她曾在中东战场呆了10年，只要起冲突，国内第一个能看的就是她的电视报道。

　　她曾在天才讲过自己的故事，但今天可以再说一遍，详细告诉大家，那些真实的战地信息，是如何被她们传递给你的。中间又付出了多少代价。

　　而在结尾，她也会教大家一些信息分辨的方法，帮你提高信息素养，像她一样临战不乱。

　　1999年，国内在中东没有一家媒体能够进行电视直播。当时的中国人，无法快速看到那个大陆发生了什么，哪怕有天大的事，也只能等待第二天报纸。

　　梁玉珍当了20年记者，她没想到自己将会是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。

　　她从大学那天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，直到46岁，她接到命令——

　　飞往中东，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记者站。

　　台长的要求是，这个记者站得覆盖西亚和整个非洲，涵盖70多个国家。其重点地区是中东；台里能给她的人员是，一个搭档，只有她们俩。

　　到了当地，她却连总统府等重要地方的采访都不被允许。

　　总统府开发布会，有同行扬起手上的记者证对着梁玉珍晃了晃，“有了这个才能去”。

　　她眼睁睁看着别的记者坐上了接驾的汽车。

　　她下定决心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尽快办成这件事儿。

　　她跑到了当地的新闻中心，经人推荐，又在总统府新闻中心找到了负责的塔利克将军。

　　梁玉珍在将军面前说：“我会做到开罗最火，中国的第一媒体。”

　　将军告诉她，总统府记者证可以给，能不能把握住，就看她能不能实现这个承诺了。

　　她说可以，但记者证不能一张，要两张。

　　因为电视新闻，必须要两个人搭档。她自己既是出镜记者也是编导，兼顾不了摄像。

　　她最终从将军那拿到了两张采访证。

　　后来又有人在梁玉珍面前显摆这个证件，她默默掏出来2张采访证，说不就是这个吗？

　　豪言壮语说出去了，和将军的赌约却还没有完成，一年之内如果无法做到最火，这些证一定续不上，那中国央视想要在当地建站的计划也就泡汤了。

　　梁玉珍只有一个解决方法：不休息。

　　建站的要求是稳定每日刊发消息。下来的几个月，梁玉珍一直在各地跟踪报道巴以地区的冲突事件，报道完一个，紧接着就要赶往下一个现场。

　　就连和朋友一起吃个海鲜，都能接到线报附近有枪击案，她都要马上赶过去，没有任何防护，报道眼前的两队人马激烈火拼。

　　采访完，她就蹲在地上写稿子；写完，就站在那里录制解说词。

　　这些事她都是在交火现场完成的。

　　梁玉珍一直觉得，离子弹越近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们就能了解情况越详细。

　　那些日子里，她不休息，她追着危险跑。最终不仅满足了建站需求，还兑现了和将军的承诺。

　　她本来是要报道阿拉法特刚被空袭完的废墟，特意站在了离坦克50米的位置。

　　镜头里，本指向阿拉法特官邸的坦克炮口，在发现梁玉珍后，缓缓调转，指向了她。

　　在坦克调转炮口对准梁玉珍前，她仍在镜头前直播

　　这个镜头，让她一战成名。

　　说来也巧，在其他国家的节目中，拍到了梁玉珍给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一百美元。

　　这组镜头在土耳其电视台9个频道反复播出，大家都记住了那个身穿红色夹克上衣，后背上印有黑色字体——CCTV。

　　如高频率的采访，如此危险的近距离，她的节目组成了当地第一。

　　她被科威特埃米尔（国王）握着手，对方说 “好几亿的观众，你真了不起。”她出席发布会，不论什么时候，总能听见：“下一位，CCTV，埃咪娜，梁”。

　　后来，巴以冲突一波接一波，记者站在报道的忙碌中也步入正轨。

　　但梁玉珍仍然不能休息。

　　因为美国不听联合国劝阻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，直接对伊拉克开打。

　　“开战当天，我却没有职业的兴奋感。”

　　梁玉珍很希望自己在新闻报道上有突出业绩，但在战地呆了这么久，看到过无数次袭击后的惨状，她真的不希望战争发生。

　　她报道这些，不是为了其它，只是想竭尽所能，到最接近主战场的地方，记录战争的残酷。

　　所以战场上的士兵不休息，她就也不能休息。

　　开战前的前半夜，梁玉珍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两部手机，心里慌了。看着两军对峙的气氛，估计只剩几分钟了，可电话一直占线，联系不到后方的人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她连忙接起来，”你千万别挂，马上就要开打了！”

　　话音刚落没多久，就听见一阵尖锐的警报，和第一轮爆炸响起。在这样的声音中，梁玉珍缓缓开口：“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开始了”。

　　这句伴随着爆炸声的简短消息，成为了国内首条电视媒体报道美伊战争的声音。

　　出于对安全的考虑，她紧接着赶往了机场，她要去拿央视总部速递的防弹衣和防化设备。防弹衣很重，就连抬个胳膊，肩部也会受到影响，但她始终都举着话筒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40多个小时里，梁玉珍没有一秒钟合眼。

　　她每天往返七八百公里，还要在中国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开始，完成对战场报道的直播。到了凌晨，仍要完成其他频道的直播任务。几乎每个小时，她都在用电话传递最新的消息。

　　她忙得脱不开身，最终的结果是，开罗记者站上新闻联播的次数在所有记者站中位居第一。

　　但梁玉珍一直说，她没能真正深入到一线主战场。

　　报道美伊战争的时候，她只能在边境游走。她也遇到过好几次被军队用枪指着鼻子的事情——这时候，要用一种十分窝囊的姿势：把双手缓缓举到至少与耳朵齐平，翻转手掌才能离开。

　　她觉得这不仅是一种耻辱，更是一种无法报道全部真相的遗憾。

　　比如上述的画面，就无法播放。她决定从另一个角度，从受到战争波及的百姓切入，以此展示战争的残酷。

　　2003年3月27日之前，她结束了在主战场的采访，但没喘口气，又奔向了难民营。

　　她收到消息称，有一个跨越六百公里，从伊拉克来到约旦，在难民营里生下孩子的女人。

　　她要去见见这位母亲。

　　次日，梁玉珍起了个大早，购买纸尿裤，奶粉，了解难民营的情况，拦了辆出租车直奔营地。

　　当天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，她撩起供婴儿居住帐篷的门帘，感受到一阵令人窒息的闷热。

　　在这间狭小的帐篷里，堆满了床垫、衣服等杂物。女人坐在床头，很瘦，脏兮兮的，抱着孩子双目无神地看着前方。

　　房间里到处都很脏，只有孩子身上很干净，被包在白色的襁褓中。

　　梁玉珍摸了摸，很嫩。女人不允许拍摄，但允许梁玉珍抱抱自己的孩子。

　　梁玉珍抱起了这个只来到世界上只有8天的孩子——这是她第一次抱起这么大的婴儿。

　　虽然她不知道这么大的孩子怎样才算健康，但怀中的重量让她下意识觉得不对劲，这个孩子只有3斤左右。

　　小孩子眼睛滴溜溜的看着梁玉珍，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她在儿子出生时难产，见到孩子的时候，隔着玻璃窗，张着同样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望着她。

　　对于这个婴儿来说，最大的威胁不是轰炸，而是沙漠中的毒虫，还有白天接近最高能接近50摄氏度的气温，在晚上可以骤降到个位数。

　　她只觉得自己心里堵了东西说不出来。就这样抱着孩子，满脑子都是这孩子，怎么能适应难民营里的居住生活？

　　她突然发觉自己帮不了什么，哪怕把自己的物资全给这个母亲，对方也无法好好生存。

　　后来梁玉珍试图再去寻找这对母女的消息，杳无音讯。

　　无力感让她开始厌烦，不想去报道这些，不想见到战争，也不愿意和死人的事情打交道了。但她不能，因为她不做，这些真相永远不会被国内的人在电视上看到。

　　她想到这，更不让自己休息了。

　　她不断走访难民营，到空袭、导弹轰炸后的现场，用镜头记录下藏在残垣断壁中的，婴幼儿的服装。她要通过自己的报道，唤起人们的关注，争取到国际的救援。

　　她在报道中说，“当前这里无辜居民受战争影响，处于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，急需国际救援和各界的人道主义援助。”

　　报道播出后，国际救援队真的赶到了。

　　她不眠不休的报道救了人。

　　她不知道的是，有时再努力，也救不了同胞和自己。

　　踏进灵堂的一瞬间，梁玉珍就发火了。

　　三个中国军人的遗体，躺在布置一片狼藉的灵堂里，他们穿着军装，脸上布满一道道血迹，身体一侧还缠绕着渗血的纱布。

　　她斥责在现场的人，“真是太不像样了。”

　　那是一次连环恐怖袭击，中国军事交流团传来消息，四名大校遇难，有三位把生命永远留在了约旦，只能把遗体送回国内。梁玉珍说，如果没有这次袭击，这三人回国是要提干的。

　　国家一下损失了三个未来的军级干部。

　　梁玉珍凑近遗体看着，他们仍然瞪圆了眼睛，张着嘴，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。

　　她要来热毛巾，盖上了遗体的脸，暖了暖。她让翻译告诉工作人员，要慢慢按摩着死者的面部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用手轻轻合上了他们的眼睛和嘴巴，盖上了国旗和军旗。

　　她说，“至少不能让同胞死不瞑目。”

　　梁玉珍望着遗体瞪大的双眼，足足5秒钟，她很想知道在遇害前，脑子里到底会想什么，才会这样睁着眼睛死去。“是在想他的家人孩子吗？还是在想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？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　　在一次报道反战游行时，她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　　游行活动里都是人高马大的男性，她在人群里还没多久，就发现前方有警察拿着棍棒走了过来。人群开始骚动，发了疯似地向后跑了起来。

　　50岁的她，在一群小伙子面前像一张纸，挣扎中她失去了重心。

　　她这才知道，人在临死前，是不会想太多的。

　　她当时只想抓住一个周围人的裤腿，想要站起来。可那还有那么大力气，思维渐渐开始停滞了，她张着手，却什么也抓不到。

　　她把自己装满设备的双肩包抱在怀里，使劲把头埋在胸口和包的中间。“我可注意自己的形象了，感觉自己当时快不行了，就只护住自己的脸。受伤的话，镜头里会不好看。”

　　她也知道自己不像军官那样，有着辨识度极高的服装（印着CCTV的台服不是每一次都穿）。在这个遍地都是穿着防弹衣的地方，如果死了，只有护住脸，才能被国家认领回去。

　　踩踏中，她失去了意识。

　　最终的结果是，她被踩成了重伤，医生建议好好休息。

　　可梁玉珍养伤了2天，就又出现在了镜头里。

　　因为她没有办法休息，“记者站就两人，少一个很多事都办不成。”

　　期间家人也给台里打电话询问，中东就俩记者，为什么只有她不见了。

　　她不想让家里人担心，和儿子通电话后，她选择再次出镜，隐瞒家人自己的真实情况：血胸、脑震荡。

　　镜头里不会拍到她受伤的下半身。

　　没多久，2006年，黎巴嫩和以色列开始了新一轮交战。

　　她带着一身伤病走向了战地。

　　梁玉珍遭到踩踏的反战抗议游行

　　这次采访，梁玉珍签署了一份生死状：以色列军方对记者的死活不负任何责任。

　　她亲眼目击了以色列向黎巴嫩境内发射炮击。并排的重武器，在一瞬间接连发出炮弹。

　　她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只感觉一阵尖锐的头痛。脚下的土地开始震动，感觉自己快要摔倒了。她再次感受到了无力感，这次，是对战争的无力。

　　身为一名记者，在军事行动面前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

　　但仍有能做到的事情——

　　她要靠地再近一点，用最清晰的镜头，最直接的画面，最真实的声音，还原现场，引起对战争的憎恶。

　　2006年，梁玉珍在以色列边境炮击黎巴嫩南部的炮兵阵地

　　她来到核心战场的上午，就遭到火箭弹袭击。

　　起初，只是刺耳的警报声喋喋不休，紧接着，火箭弹落在了不远处。

　　梁玉珍叫上搭档，逆着避难的人群冲了过去。她顾不上躲避，循着声音的方向寻找落弹点。

　　她经历了太多次，甚至根据爆炸的声音和震动，都可以判断炸弹有多少吨。爆炸声越来越近，就在前面不过百米，她发现了一个篮球场般的深坑，烟尘还没有散去。

　　就在这个场景里，伴随着持续的爆炸，她做了现场报道。

　　安静下来后，她一阵后怕。如果她不是一名记者，她绝对不会选择来到这个地方。可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　　哪怕搬离这个国家，只要不离开中东，谁也说不好明天谁和谁又打起来了。

　　自从战争打响，她一直都说时间不够用，连轴转几天，一个还没报道完，新的爆炸就发生。

　　2006年8月9日，黎以战争陷入疯狂交火，她终于撑不住了。

　　过度劳累先是让她开始发烧，被踩踏的旧伤也让她落下了病根，经常扭伤。

　　她开始失去力气，走路都连续摔倒。

　　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双腿膝关节和左脚早已肿的无法走路，浑身酸痛难忍，翻个身都很困难，夜里开始发高烧，特别想起来倒水喝，挣扎了半天无果，又摔到了地下，就这样瘫在地上，直到早上被饭店服务生发现。”

　　“医生不肯出诊，我真的坚持不住了，急需救援。”

　　常在河边走，梁玉珍终究没有躲过战争带来的病痛。

　　她病倒一周后，陷入了昏迷，醒来时已经回到北京。休养了两个月，又接到任务，2006年10月底，她带病带伤返回中东。

　　两年后，又出了车祸，这下她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　　梁玉珍开始了复健，她把医生给列的治疗方案一个一个试，就用自己身体当样本，直到遇见合适的。但对于腿来说，如果做义肢的话，必须要和皮肤紧密接触，而且还会大量出汗。

　　由于过敏体质，医生只能以不截肢为前提治疗。

　　她左腿因多次手术，共打了70多根钢钉。外固定架重5公斤，在佩戴固定架的2年10个月（840天）里，没有办法洗澡。最终做了关节融合手术，永远无法弯折。

　　以前在中东，她都保持着每日洗澡清洁的习惯。

　　她在床上躺了几年后，退休了。

　　遗憾是有的，她当初接到的命令，是建成的记者站，要覆盖西亚和非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其中最关注的22个阿拉伯国家，她已经走完了21个，至于最后的索马里，她再也没有机会去了。

　　但也有好消息，10年来她在中东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　　2011 年开始，央视建立了阿拉伯语频道，然后招了一大批记者。

　　两年之后，又在黎巴嫩、巴勒斯坦、以色列、叙利亚、利比亚伊拉克部署了多个记者站。

　　那时，叙利亚仍在内战，她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

　　她努力复健了3年，开始写书，将最真实的战场，当年没有被镜头记录的事整理下来。

　　她在书中写到，做“新世纪巴勒斯坦人的希望”那篇报道时，来到了一个叫做各拉拉村的地方。刚进村子，看见有一个废弃的油桶，上面还插着长长的杆子。几个巴勒斯坦人，正围着这个杆子，往上升国旗。

　　搭档打开了摄影机，准备拍几个镜头。就在这时，对面的巴勒斯坦人一句话也不说，冲着搭档的脚下，直接开枪进行扫射。

　　她冲了上去，大喝：“我本来对巴勒斯坦人很同情的，但你们竟然这样做？”可对面只是嬉皮笑脸地说，这只是个玩笑。

　　她说，这些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国人极少能经历到的。“现实的问题是，仅仅只是看到电视荧幕上对战况的报道是远远不够的，短短2、3分钟一条的新闻背后，有太多镜头无法捕捉的故事。”

　　记录这种真实战地的意义，或许就像书中序言里写的那样，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：站在历史新的十字路口，未来人们应该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路？

　　可对于她而言，一条腿没有办法弯折，坐下都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更不用说长时间写作。

　　一个姿势不能保持太久，只要超过半小时，就会严重肿胀。她的腿即使什么也不干，也会持续的疼痛。而使用助步器复健，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，也没别的办法。

　　她记得医生说，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10年左右，也可能一直就这样。

　　她没有休息，她还在写。这本书和她过去的报道一样，都是能够警醒人，能救人的记录。

　　历时2年，书籍出版了。

　　这本书也火了，在出版界和图书馆的会议中，收到了很多插签。首都图书馆也收藏了这本书。

　　有人评价说，往往新闻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，她让大家看到了更加真实的中东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战地工作不规律的生活方式，给她带来了另一次伤害。

　　2018年，梁玉珍确诊了乳腺癌。当她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只是愣了一下，很快就释怀了。早年奔波，本身体质也差，加上多年的体力透支。算是意料之中的结果。

　　“这很正常。”

　　她配合医生，切除了一侧乳房。

　　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责怪“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”，因为与其担心，不如想想以后该咋办。有次接受采访，她穿着一身儿子的阿根廷足球队队服，感觉自己看着很中性。

　　她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人，“但现在，能怎么遮掩怎么来吧”。

　　唯独有个真正的伤心事。

　　住院前，她在儿子家住了两天，和她特喜欢的小孙女睡在一张床上。等晚上孩子睡着了，她一想到住院后，再也没办法抱抱这孩子了，心里直堵得慌。她想起医生告诉她，癌症患者有个5年的坎。

　　车祸毁掉职业生涯时她不哭，这次在孙女身边，她没能绷住。

　　医生让她复查，她没去。“5年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没过去想也没啥用。”

　　梁玉珍从不去计较余下的时间，她决定做些什么，当然不能只是休息。

　　她开始为乳腺癌患者发声——写文章，参加活动，为她们争取一些权益。

　　这几年里，梁玉珍一直给公益机构义务写稿、编辑稿件，每周发一次稿。她有一张粉色的写字台，原先是买给孙女用的，现在成了她的办公桌。打开电脑，坐了下来。

　　她给朋友展示桌子下面的横梁，每一次先坐下，然后把脚搭在横梁上，再拉动桌子调整。

　　可一个新起步的公众号，稿源很少，她说要是自己精神好的话，都是亲自写。“但现在啊，精力不多了，也写不了那么多。”

　　但打开发布文章的列表，她指着最后一栏，说：“已经发了78篇了。”

　　她说乳腺癌群体的人，好多生活条件比较差或者文化比较低，有问题也不知道找谁去问。所以在公众号里也经常要搜寻一些有关方面的知识。如果有人来问，都会给他们解答。

　　有人牵头，拉着大家抱团取暖，说不定就能多坚持治疗。

　　她仍然在用一个记者的方式，试图去帮助与拯救一些人。

　　她撩起了自己的裤腿，她的膝盖侧面有着一个越深一厘米的“倒T字形”沟壑，从大腿侧面，延长到膝盖后分岔，顺着膝盖向链接了大腿和小腿。小腿肚子有两个芒果大小的深坑。

　　她说，也挺遗憾的，因为离城里比较远，她一直没有办法去安抚病友。

　　她总是这样，不管是当战地记者，还是负伤后在家里，都时刻有新的任务期限逼着她，一刻不停地向前走。而她也知道，走得越远，自己能帮助的人就越多。

　　她一直在和时间赛跑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

　　她在那个公益组织里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，“如果我死了，反正也没什么遗憾，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墓志铭是：这里埋葬的是一个生命的奇迹。”

　　或许这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女人，在长眠之前最重要的心愿。

　　但这样一个灵魂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。